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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为财”,在欲望的引诱下,官吏队伍里出现了收受贿赂的风气。家中钱财不足的官吏常常运用各种手段收受财物。

如汉高祖刘邦所在的沛县。沛县县令借口老朋友吕公来本县定居,通知县里的人来道贺。

“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,皆往贺。萧何为主吏,主进,令诸大夫曰:‘进不满千钱,坐之堂下’①”。

礼物不够一千钱的,就只能坐在堂下。

座位的安排取决于礼物的价值,秦朝官吏收受贿赂之风从中可见一斑。

这样的风气不只是下层官吏独有。事实上,在统一六国的大业完成之后,统治阶级就开始开始了奢靡的生活。

秦始皇兴建宫室,大兴土木。李斯“百官长皆前为寿,门廷车骑以千数②”,其出行时的豪华车队让秦始皇都觉得过分。这样从上层开始的奢靡之风直接导致了整个官吏队伍的浮华。

正所谓“上有所好,下必从焉”。

同时,皇帝的统治态度也悄悄发生了改变。

在秦始皇二十六年,始皇帝尚且能“事皆决于法”;秦始皇三十五年时,就变成了“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”。“焚书坑儒”的行动虽然是为了统一思想,但是同时也意味着秦始皇不再能接受不同言论者的政见。到了胡亥即位,更是只顾自己的喜好,将国家治理视为玩物。

君主的刚愎自用使得官吏队伍的能动性降低,吏治还可能清明吗?

再次,秦朝大兴土木、穷兵黩武,加重了官吏和人民之间的对立。在秦二世上位后,又对秦朝官吏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了清洗。秦朝官吏难以对这样一个喜怒无常的暴君产生归附感,于是要么“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”,要么放弃原则,同流合污。

总之,清明正直的父母官是不再有了。

在秦朝还是“秦国”的时候,秦的官吏能满足国家的运转,可是当秦的国土面积空前扩大,其官吏就远远不够用了。

事实上,秦朝虽然统一了东方六国,但是依旧启用原来六国之人来当当地的官吏。这一方面是因为秦朝官员数量不足,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各地的风俗和语言都不同,如果都用秦人进行管理,对当地的不熟悉就会造成大乱子。

也就是说,如果用秦人管理六国之地,秦人不能与当地人民进行有效的沟通,难以顺利地治理一方。

如果用当地人管理六国之地,那么这些人对于秦法的理解和执行度都存在着极大的风险,还有可能是对秦国含有怨望的六国遗民。

对于这个难题,秦朝的中央政府并没有寻找到解决的措施。

秦朝吏治的败坏加重了官吏与人民的对立,导致官吏对秦政权丧失了信心,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包容了反秦势力的发展。

——在这里,可能要提到一个有趣的事实。

汉朝建立者汉高祖刘邦,在他的功臣集体中就有许多原先秦朝的小官小吏。

汉朝第一任丞相萧何原先是沛县的主吏掾;第二人丞相曹参是沛县的狱掾;汝阴侯夏侯婴原先是沛县的厩司御,也就是管车马的;御史大夫任敖是管理监狱的小吏,赵王相周昌及其兄弟周苛也曾经是泗水卒史。

这些人在秦朝积累下了丰富的从政经验,基本涵盖的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。在刘邦打天下和治天下的过程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

尤其是萧何。

这位“汉初三杰”之一在秦朝时只是沛县一个小小的主吏掾,管理县里官员的进退,但是在刘邦集团中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。

刘邦首次攻下秦都咸阳时,“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,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。③”

各位将领都争抢着奔向府库把金银布帛等财物拿走分掉,唯独萧何抢先进入皇宫,把秦朝丞相御史府的法律条文等文档搜集起来。

从此“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,户口多少,强弱之处,民所疾苦者,以何具得秦图书也③”。

这样的先见之明除了因为萧何本身的高明智慧之外,还仰赖于他在秦朝曾担任过官职,知道这些东西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。

总之,秦末败坏的吏治不仅是秦朝灭亡的原因之一,还直接给反秦集团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力量。不得不说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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